以来，整合众臣，并力向外，虽然为政没太大建树，但诸系大臣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去融洽了许多。自己在新相面前叹旧相，虽然显得自己有情有义，却也太扫了呼图特穆尔的面子。

    但对呼图特穆尔的内疚，很快就对张弘范的内疚所取代。摇了摇头，忽必烈有些无奈地说道：“朕当年赐九拔都金刀，许他阵前自决战守。承诺给他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教别人擎肘。结果朕自食其言，以小败而将其招回。眼下达春和吕师夔在南方不仅折了他的弟弟，还把他辛苦打下来的广南两路全丢了。朕现在遇到与行军作战不相关的事情又把他招来，即便弘范心中无怨气，朕又有什么面目问策于他！”

    “陛下，九拔都岂是不顾大局之人！他……”呼图特穆尔见忽必烈顾虑重重，大声替张弘范辩解道。话说出了口，突然意识到忽必烈不召见张弘范问策可能不止是口头上说的这点儿原因，将后半截劝谏的话又吞了回去。

    忽必烈笑了笑，轻轻叹了口气。呼图特穆尔反应慢，纵使偶尔能揣摩帝王心思，也不似其他人一般快。所以在他口中，常常能听到一些忠直之言。这也是忽必烈在董文柄之后，任其为左相的原因之一。

    但张弘范的话，此刻不能万万不能听。说实话，忽必烈现在有些怕见张弘范，唯恐这位忠心耿耿的九拔都，一见了面就又重提那些经量田亩，以笼络流民的老话题。

    张弘范自从于南方回来后，对文天祥能迅速在福建站稳脚跟，没重蹈残宋四处流窜覆辙的原因，总结为“甚得民心！使得福建百姓之心皆为其所用，朝廷大军每行一步，皆有百姓以实报于天祥！江浙等地，黎民视破虏军若兄视弟，父视子。所以随隔高山大河，亦阖族投之福建。破虏军因此兵源不绝……”

    而文天祥拉拢民心的手段，无非就是削减关卡，降低赋税和分无主之田给流民等。这些手法，大元朝做起来更方便。特别是黄河以北，经历辽、金、元三朝更替，荒芜田地遍野皆是，流民更是多得如春天里的野草，倒下一茬接一茬。张弘范认为，大元欲稳定中原，与南北两个方向的对手竞逐，试行些仁政是必须的策略，也是一种长远手段。所以，他一回到北方，就迫不急待提出建议，请求忽必烈将分在诸宗王、贵族、大臣名下，已经荒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野地划一部分出来，招募流民前往屯田，国家借给农具和种子。这样，几年之后，地方上治安会越来越稳定，朝廷对南方粮食、税收的依赖，也不像目前这么严重。

    对于张弘范的忠心，忽必烈毫不怀疑。在大元诸武将家族中，张家对忽必烈的忠诚度，恐怕比一些蒙古世系将领还牢固些。张弘范的父亲张柔是金国的昭毅大将军，被俘投降后为大元立下了很多绝世大功，曾独军克金三十余城，杀得金国的老上司们不敢与其交战。元攻破金朝首都汴京，张柔居功致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对蒙古族武将不敢过于倚重，惟独调张柔率军入卫大都。

    而张弘范的老师郝经，更是一代以“忠贞”闻名的大儒。曾经创下被南宋扣押数十年，依然不忘故主奇迹，时人将他与牧羊北海的苏武并称。（酒徒注：以上两人在元史中皆有传。儒家的忠，呵呵

    有这样一位父亲和这样一位老师言传身教，张弘范自然不会是个受到些许委屈就心怀怨望的奸佞。但他的建议，忽必烈却不敢采纳。即便明知道这些建议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忽必烈眼里，皇帝也好，大汗也罢，是靠着各族精英拥戴，才能做得安稳。在北方外患为除的情况下贸然削减贵族手中土地，为了一些流民而得罪精英，明显得不偿失。一旦关内诸侯被惹急了也和塞外诸王一样起兵反抗，他这个皇帝就做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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