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智者大师一生的恨事。

    在临终前，他给杨广的书信中谈到了这件事，还一直不能释怀。

    他描述了当日的情境，“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僧三百，州司惶惧，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

    他的这次集会，被官府认为不符合国家集会的政策，并被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这是一个正当而正确的理由。

    江南历次的反叛或战乱，背后始终总会有影影绰绰的佛门中人参与。

    因而，隋朝对于借传道布法为名义的大型集会，非常敏感，并且严格防范。

    这符合隋朝的国家利益。

    当江南再平，天下无事，杨坚甚至将江南三丈以上的船只收归国有，以消除反对力量的东山再起。

    这种一千多人的集会，既有组织，又有领导，同时还有共同的信仰，是一种绝对重大的潜在危险。

    当地的主管官吏，断然采取了最严厉的反制措施。

    此次集会，在官府的干预和驱逐下，朝同云合，暮如雨散。

    智者大师在家乡的布道彻底失败。

    此次荆州布道事件，熄灭了智者大师想将佛教和皇权分庭抗礼，最后一次的公开尝试和努力。

    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世俗皇权不可置疑的威权，在绝对的力量之下，所有的信仰都弱不经风，而轰然倒塌。

    世俗之中，权力就代表一切。

    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传教方式，那就是在世俗之外，将佛教发展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宗教。

    开宗立派，创建严格的系统，才可能在思想和组织上与世俗的皇权，并行不悖。

    智者大师顿悟，他将开创佛教的新天地。

    但在这次荆州传教事件中，智者大师欠了杨广一个天大的人情。

    当杨广了解到智者大师所面临的困境时，他乘风顺水，做了二件人情。

    首先，他和荆州总管打招呼，让他们给予智者大师传道的方便。

    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