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人。

    想到他那个眼神，我久违地感到自卑和不安，想要立马离开，临走时，还要帮他们带好门。但我已经不是那个认为天地之间没有我的归属的小孩了。我必须留下来，不然我会恨自己一辈子。

    我安抚好师母，把珊珊拉到别的屋子，和她交谈几句，得知一些具体的检查还需要过几天才能出结果。看她黯然的神情，我嘴笨，讲不出更多使她安心的话，只知道住院是必须的。我还有一些积蓄，掏出卡，重重塞进珊珊手里。

    “阿潮哥，”她低着头，抓住我伸出来的手，手指尖冰凉。

    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她在发抖。她也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称呼，不是师兄，而是阿潮哥。

    我们两个好像站在被一把大火烧光的门派牌匾之前，两手交握，彼此却无言。庇护我们童年乃至青年时光的师门已经不再，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也一下子性情大变。江湖和人间，刹那间就涌上阶前。

    我想，她应该比我更难过。我不敢想象，假如师母的病到晚期才查出来，一切会如何发展，珊珊独自一人又面对了什么。晚几年而已，就让她一下子蜕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一个甩开所有血缘的枷锁，只身前往雨林的成年人。

    她很勇敢，我也很想夸赞她的勇敢。

    但此时此刻，看着她身上的运动衣，她垂下的睫毛，她发凉的指尖，我多么希望她永远都可以天真快活，而不是经历那么多磋磨和历练，最终蜕变成一个决绝的成年人。

    我拥抱了她。

    当晚，老师一直没回来，珊珊陪师母去了医院，我则在家里收拾东西。

    坐在客厅里，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给李译打电话。

    在我的记忆中，老师一向对李译纵容，两个人也常常有说有笑。三十几岁的李译，更在对我生出猜忌后，毫不犹豫地将一切告诉了老师。

    或许老师只是一时难以接受，又或许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他带着情绪，需要自己慢慢消化。这都不意味着我会和老师彻底决裂，更不是说老师从此站在了我的对立面。我对他有怀疑，但那些都暂时只是怀疑，没有落实。

    所以，我没必要在心里预设李译会站在哪边。

    可是拨通电话的一瞬间，我沉默了，在心中无法抑制地问自己：

    你要告诉李译多少，说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把他拉进来，需不需要他陪我经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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