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索雷尔被捕的第二天，整个欧洲的政治和舆论都聚焦到了伦敦。

    巴黎的报纸继续用最大号的铅字印着标题，声援自己的作家；

    西班牙、意大利等报纸也陆续跟进，表达了对英国的谴责。

    就连柏林的报纸也在议论，虽然语气谨慎些，但意思差不多：

    “英国的自由与法治，同时面临考验。”

    上午十点，法国驻英国大使保罗·康邦的马车就停在了苏格兰场门口。

    这位五十五岁的外交官脸绷得像块石板，下车时把车门摔得震天响。

    他在拘留室见了莱昂纳尔二十分钟。等到出来时，他的脸色更黑了。

    守在门口的记者们立刻涌了上去——

    “大使先生！索雷尔先生状况如何？”

    “法国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

    保罗·康邦站定，摘下礼帽，直视着那些记者，说出的每句话都带着刺：

    “我刚从苏格兰场的拘留室出来。我看到了一位法国公民被关在铁栏杆后面。

    为什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说了真话？”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四周——

    “英国政府的行为令人震惊，也令人作呕！他们竟然用‘煽动’‘诽谤’这种模棱两可的罪名，逮捕一个外国作家。

    这是司法的堕落，是政治的卑劣！”

    有英国记者忍不住喊了起来：“但他写了《1984》！那本书侮辱了女王！”

    保罗·康邦猛地转向那个记者：“侮辱？那本书是文学作品！是思想的表达！

    如果英国连一本书都容不下，那它还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个‘文明国家’？”

    说到这里，他再次提高了自己的音量，好让所有人都听清：

    “我正式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必须立即被释放，并获得应有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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