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和苏菲回到自己的包厢，关上门，稍微隔绝了一些车轮的噪音。

    苏菲转身看向莱昂纳尔，轻声问：“莱昂，你创造这个故事时，认为波洛应该怎么选？”

    莱昂纳尔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模糊景象。

    1883年的欧洲大地，涌动着资本、帝国、民族、阶级以及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阅读《东方快车谋杀案》原著时的情景，当时的震撼与迷惘，在今天又重现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4年写下这个故事，背景是“一战”后秩序松动、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的时代。

    而此刻，1883年，何尝不是另一个巨变的前夜？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在我的想象里，这既不是简单的‘好人赢了’，也不是‘坏人伏法’。

    如果法律因为漏洞、金钱、权力或者纯粹的运气，无法惩罚罪恶，无辜者承受了所有痛苦甚至毁灭。

    那么，在这种时候，惩罚的权柄回到了哪里？”

    苏菲也陷入沉思当中，她也无法确定自己更愿意看到哪一种答案——

    身为普通人，她乐于见到恶人伏法；但是两年来为莱昂纳尔处理生意的经历，又让她对规则有着本能的敬畏之心。

    莱昂纳尔声音并没有停：“每个人认可的正义形式和愿意承担的代价是不同的，我们的困境就在于此——

    我们尊重法律，但我们也看到了法律在阿姆斯特朗一家悲剧面前遭遇了彻底失败；

    我们每个人都理解并且同情那十二个人的痛苦与动机，但这是否等于要认可这种私刑？”

    苏菲坐到他身边，也望向窗外：“所以你让大家明天在做决定？”

    莱昂纳尔最后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法律无法惩罚恶棍，那么惩罚的权柄就回到了人类良知的手里。

    而良知，从来不按规则出牌——但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会认为自己缺乏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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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讨论，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已经在一些乘客发生了。

    吸烟车厢里，《费加罗报》的乔治·布瓦耶和《泰晤士报》的亨利·布洛维茨就着白兰地，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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