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北京。

    那几封邮件，林煜在八月底陆续发出去的。

    不是一天发完的，是想了几天，改了几稿，然后分开发的。

    给Sarah的邮件写了最久。

    他写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很长，把记忆锚定模块和情绪稳定模块的问题逐条列出来，讲技术层面的风险，讲伦理层面的边界，讲这两个模块如果从整体系统里单独拿出来使用，可能出现哪些他无法预判的后果。

    写完，他重新读了一遍，删掉了。

    太长了，而且他意识到，那封邮件的底层逻辑是“你应该听我的“，但他没有那个立场了，2008年的协议把那个立场签出去了。

    第二个版本很短，就是说他有顾虑，希望在商业化之前能有一次正式的技术评审，邀请独立的伦理专家参与。

    这个版本他留了两天，最后也删掉了，因为他知道那个“正式评审“即使发生，结论也不由他决定。

    第三个版本，他最后发出去的那个，就是把顾虑说出来，不要求任何动作，只是说，作为技术的原始设计者，他认为有必要记录这些顾虑，以便将来如果出现问题，有据可查。

    他发出去之后，盯着发件箱看了一会儿，然后关掉邮件客户端。

    给韩教授的邮件是最简单的。

    他把那份产品目录发过去，问韩教授怎么看，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术渠道发声，推动一个更审慎的商业化路径。

    韩教授三天后回复了，邮件不长。

    他说，他理解林煜的顾虑，他自己也有保留意见。但他说，技术一旦成功，就不再属于个人，这是科学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林煜不是第一个面对这个处境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说，学术界可以发声，可以讨论，但改变不了商业决策。

    最后他说，林煜现在能做的，是把自己的判断写下来，公开发表，让这个领域的人知道创造者的立场是什么。

    林煜把那封回复读了两遍，然后存档，没有回。

    给徐远舟的，他没有发邮件，直接去找他了。

    九月初，他去了项目组，徐远舟在，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