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查案要用心，也要记得吃饭——别让我在底下还替你担心。”

    “张大哥，先起来说话，地上凉。”陈建国朝值班室喊了声，“王阿姨，麻烦冲杯红糖水来，要热点的，多放两勺糖。”

    值班室的王阿姨很快端来搪瓷杯，杯口冒着热气，裹着蔗糖的甜香散开。张贵生捧着杯子的手还在抖，热水洒出来烫了手背，他却像没感觉似的，猛灌了两大口，糖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蓝布褂子上，晕开一小片深色。“前一天晚上，我和成民挤在工棚的通铺里，他跟我说‘贵生哥，劳务市场东头的老李面馆实惠，一碗阳春面才五毛钱，加卤不要钱，卤里还有肉丁’。”他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两下，突然抓住陈建国的胳膊，眼神里透着急切，“对了！他还说，看见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总在面馆门口转悠，盯着找活的男人看，眼神怪怪的，像要把人吞下去似的。成民还笑说‘这女人穿得这么艳，不像咱这地界的人——咱这的女人，冬天都穿棉袄棉裤，哪有穿裙子的’。”

    他顿了顿，突然想起什么，从帆布包里掏出个小木鸭——巴掌大，雕得栩栩如生，鸭背上还刻着个“民”字。“这是成民雕的，准备带回家给未来媳妇的，他说‘先雕个小的，等挣够钱，雕个大的放家里’。那天早上他走的时候，把木鸭放包里了，现在包没了，木鸭也没了——肯定是那个红裙子女人拿走的！”

    陈建国的指尖猛地一顿，搪瓷杯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却让他脊背发凉。他让小李把三份目击者笔录、受害者档案和物证袋全抱到办公室，关上门，将线索墙前的折叠桌拉开，像铺开一张作战地图似的，把所有材料按时间线排开。

    “小李，你先把二十七名受害者的共性列出来——年龄、职业、籍贯、失踪前的行为，一个都别漏。”陈建国从抽屉里摸出四支不同颜色的马克笔，红色圈异常点，蓝色标共性，黑色写疑问，绿色记推论。

    小李立刻俯身整理，笔尖在纸上飞快划过：“年龄都在18到25岁之间，全是男性；职业有农民工、应届生、木匠、汽修工，都是体力活或技术活，能出力；籍贯全是外市或外县的，讷河本地没有；失踪前都去过城西劳务市场，且都是孤身一人，没带亲属；最后目击者要么看到‘红裙女人’，要么收到过‘招工纸条’。”

    “好。”陈建国用蓝色笔在“孤身男性、外来务工、体力从业者”上画了圈，“这就是凶手的目标画像——年轻、能出力、无本地亲属、警惕性低。为什么选这类人？第一，外来者失踪后，家属不会立刻察觉，等报警时至少过去十天半个月，现场早被清理了；第二，体力从业者需要工作，‘日结五十、管饭’的诱惑足够大，容易上钩；第三，孤身一人，没有同伴，带离劳务市场时不会被追问。”

    他顿了顿，用红色笔圈出“红裙女人”的三份笔录：“再看这个‘诱饵’——三次描述矛盾：裙子款式不同、鞋子不同、身高差三厘米。但有个共同点：都在周三下午出现，都留下‘招工纸条’，都在老李面馆停留。这不是巧合，是凶手的‘狩猎规律’。”

    陈建国拿起刘铁柱案的笔录，指尖点着“穿胶鞋、江浙口音”：“七月讷河暴雨，路面积泥十几厘米，穿胶鞋是为了防滑——但女人穿胶鞋去‘招工’，不觉得奇怪吗？再看赵晓峰案，八月伏天，地面温度能煎熟鸡蛋，穿皮鞋是为了‘体面’，符合‘招工者’的身份，可涤纶红裙不透气，正常人不会这么穿。九月孙成民案，入秋转凉，穿布鞋保暖，裙子加布鞋，又成了矛盾搭配。”

    他突然用黑色笔在“鞋子”上画了个大问号：“同一个人，会根据天气反着搭配衣物吗？除非‘衣物’是道具，目的是伪装身份，而非实用。再想目击者的细节：菜农王福有白内障，却能看清‘竹编篮上的牡丹花纹’——这不是他‘看见’的，是凶手故意让他看见的；大学生李阳说‘红裙反光’，涤纶面料反光强，在人群里更显眼，能更快吸引目标注意；张贵生说‘女人手大、声音粗’——这是生理特征，伪装不了。”

    “所以您才说，可能是男人扮的？”小李突然明白过来。

    “不是可能，是肯定。”陈建国从柜子里翻出1987年嫩江农场案的卷宗，抽出其中一页现场照片——照片上的凶手穿着女装，鞋码42码，和这次“红裙女人”留下的脚印尺寸一致（技术科在劳务市场泥地里提取过模糊脚印，鞋码41-42码），“那次的凶手也是男扮女装，目标是农场的单身知青，用‘帮忙喂猪’当借口。你看，两次案子的逻辑完全一致：用女装降低警惕，用‘需要帮忙’当诱饵，选择无亲属的孤身者。”

    他又拿起“招工纸条”，放在台灯下，用放大镜仔细看：“纸条是普通办公用纸，市面上随处能买，但笔迹是左手写的——你看‘工’字的竖钩，向左歪，‘结’字的撇画，力度不均匀，这是故意掩盖右手笔迹。更关键的是，纸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