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三月中旬的香港，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微妙的躁动。

    《一个人的春晚》，所引发的收视奇迹的余温尚在。

    茶餐厅里、电车上、写字楼格子间，人们仍在津津乐道那些戳中心窝的片段。

    邵氏五部“以旧换新”，电影联手“陈记糖水券”掀起的观影热潮。

    像一场持续不退的温热风暴，不仅狠狠挫了邹文怀“降价封杀令”的锐气。

    更让“鑫邵氏”这块招牌，在普通市民心里，烙下了“抵食夹大件”和“有诚意”的深刻印象。

    然而，风暴中心的清水湾片场。

    却呈现一种奇异的、高速运转后的“静养”状态。

    赵鑫累垮了。

    连续数月高强度、多线并行的超负荷运作。

    加上陪林青霞一家，北上洛阳寻亲，精神与体力的双重透支。

    在回到香港的第二天集中爆发。

    他发起了高烧，不得不被许鞍华和施南生联手“押送”回家，强制卧床休息。

    他的小公寓里，此刻堆满了东西。

    墙角是那把从不离身的吉他。

    琴盒上放着陈伯硬塞来的、据说能“驱邪扶正”的艾草包。

    桌上摊着写满批注的《乱世文情》剧本、涂鸦般的《家电功夫少年》初期人设草图、还有几份，来自日本宝丽金和新加坡报业的合作意向传真。

    最醒目的，是床头柜上那个褪色的蓝布包。

    林莉塞给他们的，里面是晒得干透的洛阳红枣。

    和一双她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

    赵鑫昏昏沉沉地躺着，额头搭着湿毛巾。

    身体在罢工，脑子却停不下来。

    他想起洛阳那个狭小而温暖的工人宿舍。

    想起林莉丈夫钱深，聊起历史时发亮的眼睛，想起林青霞在回程火车上，望着窗外久久不语，却明显松弛下来的侧脸。

    这些真实的、带着生活粗粝质感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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