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他想起1978年，又托人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想起1980年，终于收到一封回信。

    信封上盖着山东即墨的邮戳，信纸只有半页。

    是堂弟代笔写的：“大伯，奶奶是1975年走的，走之前她还在念叨你。”

    他把那封信，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

    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收音机还在响。

    “新闻局局长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回应社会各界的长期呼吁。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过去几十年，我们把自己的根砍掉了一大截。现在是时候把它接回来了。”

    周大山弯下腰，捡起那把瓦刀。

    他看着刀口上那道新崩的白印子，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很浅，比那声“啪”还浅。

    他把瓦刀放下，走进庙里。

    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

    他把照片拿出来，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

    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没笑，母亲只是怔怔的看着镜头。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铁盒，把铁盒塞回神龛底下。

    站起来，走到庙门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

    “娘，”他说，“儿快能回去了。”

    台北市和平东路，一间老旧的公寓里。

    杨德昌把电话挂了，转过身，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侯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