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绿。那绿不是竹的绿，是苔的绿——被岁月封存在墙角的、被雨水一泡又幽幽地渗出来的、像她当年在蕉园里与兄长唱和时，从诗笺上浮起的那一层薄薄的、带着青草气的墨烟。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长满了青苔，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踩上去要格外小心。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撑着伞，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毛媞，字安芳，号映虚。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是诗人毛先舒的女儿，诗人的妹妹。她嫁于同邑的徐邺，寡于中年，老于映虚阁。她的诗集叫《映虚阁诗稿》，她的词散落在《蕉园七子集》的夹缝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墙上的青苔——不争不抢，不声不响，可它在那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寸一寸地长，长了一百年，又一百年，长得比那些轰轰烈烈的花，更久，更远，更深。

    她的哥哥，字大可，号西河，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诗人之一。他比妹妹大几岁，从小带着她读书，教她识字，教她写诗。兄妹俩感情极深，深到像蕉园里的那架双生藤，根缠着根，叶挨着叶，谁也离不开谁。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安芳，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后来去了北京。以博学鸿儒征入翰林院，参与修纂《明史》，一住就是十几年。她留在杭州，守在老宅里，守着那些旧日的诗稿，守着那些再也没有人批的句子。她给他写信，写得很长，写满了几页纸，写满了她想说的话。可他回信很短，只有几行——“京中无事，勿念。诗稿已阅，前一首尤佳。”她读了，笑了，笑得很轻，像一片花瓣落在水面上，无声无息。她知道他忙，知道他没时间写长信，知道他那句“前一首尤佳”已经是最大的夸奖。可她还是在等，等他的信，等他的批语，等他回来。

    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再也等不动了。她死了。死在他从北京回来的前一年。他回到杭州，走进那条窄巷，推开那扇虚掩的门，看见墙上挂着她的画像，看见桌上摆着她的诗稿，看见那些他批过的、没批过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句子。他站在她的画像前，站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她的诗稿上写下最后一行批语——“安芳，我回来了。”她听不见了。她永远地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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