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有回族的，有藏族的，还有撒拉族的。他们的名字很长，我记不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玩。当然，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枯燥。父母每天就是重复地裁剪、缝纫、熨烫、钉扣子，从早忙到晚，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附近的篮球场。那是一个水泥地的小球场，篮板是木头的，有些开裂，篮筐上的网早就烂没了，只剩下一圈铁环。我每天抱着篮球去投篮，投不进，捡回来，再投，再捡，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记得有一天，我在球场上和当地的几个伙伴打球。有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男孩，脚上穿着溜冰鞋——不是现在那种直排轮的，是四个轮子前后各两个的那种老式溜冰鞋。他在球场上横冲直撞，像一辆失控的玩具车。他好几次撞到我，撞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开始还不吭声，忍了。但第三次的时候，我的火气上来了。当他再一次冲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躲，而是故意用肩膀顶了回去。他没有站稳，“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面朝下，嘴巴磕在了水泥地上。

    血从他嘴里流了出来，混着泥沙，红红黑黑的。他的门牙磕掉了一小块，嘴唇也破了，肿得老高。他趴在地上，嘴里“呜呜”地叫着，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

    那一刻，我瞬间害怕了。心脏像被人猛地攥住了，跳得又快又重，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赶紧跑过去，蹲下来，扶着他的胳膊，把他慢慢拉到球场边的水泥台阶上坐下。我看着他满嘴的血，声音都在发抖：“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喝水漱口，把嘴里的血水吐在地上，地上溅开一朵一朵暗红色的花。他始终没有看我，也没有骂我，更没有说要找人打我。他只是沉默地、一遍又一遍地漱口。那种沉默比骂我还让我难受。

    后来他一个人走了，溜冰鞋在地上发出“轱辘轱辘”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直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跟上去，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晚上回去吃饭，我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扒饭，菜都不怎么夹。父亲看出不对劲，放下筷子问我：“怎么了？看着不开心啊？”

    我很害怕。害怕惹了事给父母添麻烦——他们在青海人生地不熟的，万一对方家长找上门来怎么办？又怕对方报警——虽然我不知道一个小孩把人撞倒算不算犯法，但“警察”两个字本身就足够让一个九岁的孩子感到恐惧了。我支支吾吾了半天，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

    父亲见状，脸色沉了下来，声音也提高了：“一个大男人，怎么说话也说不清楚！”

    那句话像一把锤子，砸碎了我努力维持的平静。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像决堤的水，怎么都止不住。也许是眼泪起了作用，也许是父亲的声音把我逼到了墙角，我终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溜冰鞋男孩撞我开始，到我故意顶回去，到他摔倒、磕牙、流血，一直到他离开球场的背影，事无巨细，一边说一边哭，最后抽噎着说：“爸，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惹事了。”

    父亲看着我，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眶慢慢地红了，像秋天的柿子，从边缘开始一点点地变红。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比我预想中高很多的嗓音说道：“多大的事？至于这样？任何事都有我在后面撑着呢，害怕什么？”

    我哭得更厉害了。不是害怕，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堵在胸口，像一团湿透的棉花，又重又闷。我回想起这几年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摔倒了没有人扶，生病了只有奶奶背着去卫生院，开家长会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爸爸妈妈来，只有我永远是奶奶。那些年攒下来的、被我压在心底的、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部涌了上来，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

    父亲冷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