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南北纷争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虽说部分地区的部分学子尚有议论，茶余饭后少不了几句牢骚，偶尔也会有人在酒桌上拍着桌子说“不公平”，但大体上，对这次制度的反响都是正面的。

    毕竟对于王朝统治者而言，选拔优秀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维护统治，让内部政治环境稳定。

    如果一场科举考下来，北方各省颗粒无收，那些落榜的举人会怎么想？他们的同乡、师长、父老会怎么想？

    长此以往，北方士绅对朝廷的离心力就会越来越大，朝廷在北方的统治基础就会越来越薄弱。

    与其这样，不如让南方让出几个名额，换取整个帝国的稳定。

    这种两三个省份让利，继而让其他所有省份获利的行为，无疑是成功的。

    当然，任何政治制度都并非一成不变的。

    李承璟不是那种定下规矩就不许改的人。

    他在颁布“分省取中”制度的同时，下了一道补充旨意——每三届科举后，将根据该省的考生成绩状况、人口结构变化、文教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对各省的定额进行重新评估和划分。

    原本的大省可能会因为连续三届成绩不佳而降为中省，中省和小省也有因为文教振兴而升为大省的可能。

    名额不是死的，是活的。

    你考得好，你的省份就有资格争取更多名额；你考得差，对不起，名额分给考得好的地方。

    这道补充旨意一出，各省官员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本省科举成绩好，就能争取更多名额；名额多了，本省士子中榜的概率就大；士子中榜了，将来做官了，那就是自己的人脉；就算不为这些虚的，单说“本省科举大捷”这几个字写在履历上，也是一笔响当当的政绩。

    于是，各地官府开始重视教育，修书院、请名师、资助贫寒学子，做得好不热闹。

    河南的知府田温景甚至上书请求在省城设立“贡院预备学堂”，专门培养那些有潜力的年轻士子，李承璟看了折子，批了个“准”字。

    现在重新排榜之后，最终确认了一百四十二名高中者。

    这一百四十二人，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

    虽然各省人数有多有少，但好歹每个省都有了自己的代表。

    榜单一出，各地士绅纷纷松了口气，朝堂上的南北对立也缓和了不少。

    而这一百四十二人，也将会在十天后于太和殿参加最后的殿试。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一道关口。

    在此之前的乡试、会试，都是由地方和礼部主持的，考中的是举人和贡士。

    而殿试则由皇帝亲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