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分制实施细则的草案是在周三凌晨被泄露的。

    泄露的渠道不是微博，不是公众号，而是一个名为“教考改革资料库”的加密网盘链接。链接被匿名投递到十七个省市的家长群，附带的说明只有一行字——“内部讨论稿，仅供参考，请勿外传。”这种措辞本身就是最高效的传播指令。它精准地利用了家长群体的两种核心心理：对信息不对称的恐惧，和对“独家信息”的贪婪。

    到周三中午，草案的pdf截图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主流社交平台。教部技术中心在上午十点就锁定了链接源头——一个注册在境外的临时服务器，ip经过了三次跳转，最后一次跳转的物理节点在胡志明市。技术中心在呈报给韩世清的内部报告里用了一个词：“不可溯源。”

    “什么叫不可溯源？”韩世清声音微颤，紧盯着报告，眼皮一跳一跳，眼前的世界仿佛突然蒙上了一层红色的舞动薄纱，而后又揭开，一切突然凌冽的清晰了很多。

    技术中心派来汇报的是一个年轻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三十出头，说话语速很快，但每个技术术语都自动附带了通俗化解释——这是他长期向非技术领导汇报养成的习惯。“就是我们在技术上无法确定泄露的初始来源。服务器日志在跳转链的第二层就断了。第三层的节点是临时租用的洋葱式分布网络，就是剥开这一层很难追到下一层，租用信息关联到一个几个月前就已经注销的离岸公司。理论上我们可以继续追，但——”他停了一下，“——追到的很可能是一间空的虚拟办公室。”

    “不是内部人员干的？”韩世清问。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工程师回答得很谨慎，“但技术证据目前无法指向任何具体的内部节点。这个草案的流转范围——”他又停了一下，显然在斟酌措辞。

    “你直说。”

    “部长，这份草案在内部流转了至少十七个部门。从政策研究室到基础教育司到考试中心到各省教厅的征求意见反馈——流转链上有数百个节点。任何一个节点的任何一个人，用手机拍一张屏幕照片，草案就出去了。”

    韩世清没有说话。他让工程师离开，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技术报告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窗外梧桐絮还在飘，纱窗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白绒，他一直没有叫人清理。阳光透过那些白绒变得柔和，但房间里很闷。

    他拿起手机，拨了议长办公室的号码。铃响五声，没人接。他又拨了议长秘书的号码。秘书接了，声音很客气，说议长正在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暂时不方便接听，问韩部长有什么需要转达的。韩世清说：“你告诉他，赋分制实施细则被泄露出去了。我需要他明确的态度——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能不能公开站台。现在不是打太极拳的时候。”

    秘书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一定转达”。那几秒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有信息量。韩世清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他想起几周前会议室里自己对委员们说的话——“议长并不希望采取过于强势的监管手段”。当时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是陈述，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陈述里藏着一个他自己当时也不太想承认的判断：议长不是不支持，是不想在需要担责的事情上留下指纹。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长安街，车流如织。他今年五十八岁，血压偏高，体检报告已经连续两年建议他“减少高强度工作、保持情绪稳定、规律服用降压药”。他有规律服药，但情绪稳定这一点——最近几周显然做不到。他感到胸口有一股压力，不是疼痛，是闷。像有一只手在胸腔里慢慢攥紧，又不像手——像一种更钝的、更持续的压迫，从胸骨后面往外顶。这种感觉他最近越来越熟悉：每次接完议长办公室的电话，或者看到网上那些关于赋分制的帖子，或者想到那张被泄露的草案正在被无数人逐字拆解，那个闷闷的拳头就会准时出现。

    他走回办公桌，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药瓶。速效救心丸。他把药倒在手心——几粒微小的棕黑色药丸，有一种熟悉的中药苦涩气。他含在舌下，药味慢慢散开，微苦微凉。说明书上写着“含服，一次四到六粒”。他含了六粒。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等那闷闷的压迫感慢慢退下去。

    他想起父亲。父亲五十九岁死于心肌梗死，那时候他参加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接到电话赶回老家，父亲已经走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手边有急救药，可能还有机会。此后他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从三十岁带到现在。这几年他吃的次数比以往多了。

    药效上来之后，胸闷慢慢消退了。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没有对自己说“不要生气”，因为他知道生气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在生气。他不能让记者知道他在生气，不能让议长办公室知道他在生气，不能让部里的同事知道他在生气。他只能把那股闷气连同舌下正在融化的药丸一起吞下去，然后拿起电话，用平稳的声音通知办公厅：明天上午开内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草案泄露。

    晚上十一点，韩世清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已经睡了，客厅里留着一盏小灯，餐桌上盖着一碗凉透的银耳汤。他没有喝，直接走进书房，关上门。他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段话。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看的——他只是需要把一些东西从脑子里挪到纸上。

    “北榜案，朱元璋在朝上把复查考官抓了。他有这个权力。我没有。他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不能。他可以用暴力把争议压下去。我不能。我只有一个被泄露的草案、一个不肯表态的议长、和一群在互联网上把策略拆成碎片的人。但我没有退路，国家也没有——如果现在不划这条线，几年之后，高考就不再是人的竞争，而是科技与资本的竟争。我不确定到那时我还有没有机会说‘我早告诉过你们’。也许到那时已经没有人想听了。”

    他打完最后一个字，把手机屏幕关掉。窗外很安静。没有梧桐絮——他家窗外没有梧桐树，只有一堵灰色的墙。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科学院数学所做博士后的时候，曾经花了一整年时间研究一个理论问题：群体行为扩散的临界阈值。那个研究后来发在《系统科学与数学》上，引用量不高，人们更关心工程优化类问题。但他至今还记得那个模型的核心结论——当群体中超过一定比例的个体采取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就会从边缘扩散到核心，从异常变成常态。阈值的大小取决于网络拓扑结构和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阈值趋近于零——只要一部分人动，所有人都会动。在信息不透明条件下，阈值反而会更高，因为人们的跟风行为被不确定性的摩擦力延缓了。

    他当时研究的是股市里的羊群效应。几十年后，他用同一个模型来设计赋分制。

    他关掉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起身去了卫生间，又含了几粒药丸——这一次不是四粒，是八粒。说明书建议不超过六粒。但他觉得今晚需要多一点。

    与此同时，在星核科技十二层的开放办公区，周明远正在加班调试一个和张薇的神经适配算法对接的ai模块。

    这段时间他加班越来越频繁。不是因为项目紧张——项目确实紧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早回家。不是因为不想见林晚晴和周雨，是因为每次回到家里，他都会面对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默。那沉默不是冷暴力，是林晚晴在观察他，而他知道她在观察，而她知道他知道。他们谁都不说破。只是灯下饭桌上，多了一碗凉掉的银耳汤。

    他提起张薇的时候越来越简短。不是因为心虚——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心虚——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