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皆待贤人而成名。

    孙策打下荆襄，最重要的收获，自然是这楚国之地所有的人材。

    刘表一介儒人，虽然不习兵事，但在文教方面的确是教化俨然。

    他此前在荆州期间，建立学官，博求儒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皆安尉赈赡，给其资全。又使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广求遗书，延朋徒焉，于是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使得古典毕集，充于州闾。士人如云，文教大兴。

    所以当世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皆远远逸出郡国学术范畴，完全可以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而在荆州境内，也是真的有大量的汉末顶级士人和学者，比如王儁、司马徽、庞德公、刘巴、邓羲、石韬、孟建、杜袭等人。

    这些人无一不是名动天下，且学术教化非常卓越的人杰。

    如果仅是这么讲，可能很难有个确切的印象。

    以王儁的履历为例，其人外静而内明，不应州郡、三府之命。公车征，不到，避地居于武陵。归之者一百余家，弟子数百人。

    而司马徽更是荆州有名的教育家，博学多识，精通奇门、经学，荆州南阳人刘廙、襄阳人向朗都曾经是司马徽的学生。庞统、尹默、李仁等都曾向司马徽讨教学问。

    如今在州郡出任将校长吏者很多人都是这些大儒学者的学生弟子。

    孙策入主江陵之后，亦乏行文，纷纷征辟这些学者。

    但如司马徽、庞德公一类，皆力辞不受。

    孙策更亲往司马徽田舍之中拜访，力请司马徽出山。

    司马徽与其妻子躬耕于垄上，孙策指田垄而问之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

    司马徽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

    于是孙策知难以请出司马徽，而拜请其在荆州广传文教，收授弟子，亲自令南郡太守李严出税赋，为司马徽修建学宫，选战争中将士遗孤三百人送往学宫进学。

    司马徽见孙策果真如此重其学识，不惮其才能及声名，乃向孙策举荐荆襄贤士庞统、潘濬等人。

    而另一位名士王儁也被孙策所重，孙策派人到武陵亲自将其接到汉寿县，以避荆蛮之乱，又赠其纸张八百石，助其设学馆，传其学问。

    遂为孙策扬名曰：“孙郎，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今江表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天下指麾可定，必绥宁海内，使万邦归德。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之才者，宜与其共平之。”

    有司马徽和王儁两人的推举扬名，荆襄士人，投奔孙策麾下者逾千人之数！

    除李严这种有功之士直接担任南郡太守之外，还有刘先担任零陵太守、桓阶担任桂阳太守、刘巴担任江夏太守。

    此外还有魏延、向朗、文聘等出任中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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