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理论，于是又给希尔伯特讲了几堂讲座。

    局限于现有的理论，让他很难发挥，饶是如此，希尔伯特还是给予了李谕很高的评价：“李谕先生对量子的理解已经很深，我受益匪浅，而且总体上感觉要比几周前玻尔先生的讲课更有条理一些。”

    “玻尔先生同样是量子方面非常出色的学者。”李谕说。

    “可是玻尔受到了太多掣肘，”希尔伯特评价道，“他毕竟是卢瑟福的助手，许多理论的出发点还是基于别人的实验结果，他并不像你这么放得开。”

    德拜说：“印象中的东方人都非常内敛，李谕先生却似乎异常大胆。”

    李谕只能笑笑说：“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胆求证。”

    讲座结束后，克莱因饶有兴致地来凑热闹：“让我看看希尔伯特教授学到了什么东西。”

    希尔伯特指着旁边的椅子：“你如果能与我一同上课，就知道我在学什么了。”

    克莱因摆手道：“我可没有这么多工夫。”

    希尔伯特问道：“学院委托您写一本19世纪数学史的著作，是不是已经开始？”

    李谕竖起耳朵，他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自己一直在忙于引进科技史。

    没想到克莱因却说：“肯定无法完成，因为我太老了，这件事需要一个年轻人花几年的工夫来准备。我现在能干的事情，就是作几次讲演，谈谈这个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但现在我太忙，就是这样的讲演也无暇准备。”

    克莱因比希尔伯特大了十三岁，其实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

    希尔伯特说：“我就是担心以后无事可做，现在才在努力学物理学。”

    克莱因说：“你能找来李谕这种年轻的优秀学者做老师，实在令人羡慕。而且东方人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耐心，否则其他人早就受不了你。”

    希尔伯特笑道：“东方人确实有耐心，不过我也没有那么可怕。”

    “提到东方人，”克莱因说，“医学院的那个日本人同样很有耐心，要是没有他，埃尔利希或许也不会那么早找到治疗梅毒的药物。”

    “治疗梅毒？日本人？”李谕问道。

    克莱因说：“那个日本人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没有记住，埃尔利希先生的研究室就在学院旁，你有空可以拜访一下。”

    埃尔利希是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还是大名鼎鼎的科赫的徒弟。

    李谕慕名来到他的实验室，开门的果然是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叫做秦佐八郎。

    屋里的埃尔利希认出了李谕，他放下眼镜说：“李谕先生，对吗？”

    李谕尊敬道：“埃尔利希教授。”

    埃尔利希说：“我本来也想联系你一下，拜耳公司很久前就说要在中国的上海兴建工厂，希望同步引入治疗梅毒的砷凡纳明。不过砷凡纳明的注射非常考究，我不知道贵国的医护人员水平如何，一直无法下决断。”

    李谕说：“中国的医生护士绝对会是世界上临床经验最丰富的。”

    在李谕穿越前的时代，很多过往的“公知”言论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已经慢慢都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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