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类”是为了“知其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属概念论研究的范围：

    “求故”是为了知其“所以然”，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主要属于判断论研究的范围；

    “明理”是为了知其“必然”和“当然”，主要解决预测其发展趋势和怎么办的问题，属于推理论研究的范围。

    “寻道”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和当然之后，如何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的范围。

    当然，四者又是密切相关，互相包容的。

    比如，要“察类”，就须认识事物的本质，否则就难以区别其类别；

    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求故”；

    而要“求故”，就必须进行判断和推理必须“明理”。

    但心学又提出了，明明德到至精至一，然亦未尝离却事物，事事物物皆离不开现实，真实，所以要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便是“寻道”。

    胡濙在总结了陛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翻译，制定了朝廷奏疏的范本。

    一本奏疏，要从这四个方面去论述。

    大明朝的奏疏是有格式要求的，这也是礼部的工作，大明朝的朝臣们，在上奏的时候，必须从这四个角度去讨论问题。

    这是仁义的一部分，陛下提出纲领，胡濙负责翻译，礼部诸官负责推行宣谕，吏部负责督促，文渊阁负责考成。

    所以，朱祁钰已经很少看到让他啼笑皆非、胡搅蛮缠的奏疏了。

    他现在手中这本厚厚的万言书，是他自景泰元年提出实事求是的具体要求之后，收到的最离谱的奏言。

    不读书的兴安，都觉得这万言书写的全都是废话，但是通政司的职责就是保证每本奏疏都能被陛下看到，使陛下不受到蒙蔽。

    王文将这本万言书送到了陛下的御前。

    文渊阁的秘书郎们对这本万言书的贴条也是…废话连篇。

    兴安说自己不读书，但是也知道他们说的是错的，意思很明显，上万言书的人，是又蠢又坏。

    朱祁钰笑着说道：“朕就当看笑话看啊。”

    做皇帝一点都不苦，但是做皇帝不能做乐子人，做乐子人就成了别人的乐子了。

    朱祁钰并不认为皇帝是个苦差事，他就是觉得做了皇帝之后，乐子少了些罢了。

    南衙那帮人的乐子那么的短暂，朱祁钰终于又看到了乐子。

    兴安沉默，作为大珰，让陛下从这种事上找乐子，是他的失职，他应该想办法给陛下找点乐子。

    女人？玩艺？音乐？诗词歌赋？还是书画？

    好像都没什么意思。

    兴安灵光一闪，钓鱼！

    钓鱼好，再找几个水性好的缇骑，带着芦苇杆潜伏于水面之下，去集市上买活鱼，给陛下挂钩就是了。

    真正的钓鱼，还能让陛下钓不到鱼不成？

    朱祁钰看着脸色变化的兴安，嗤笑的说道：“你这是在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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