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末年的朱元章之于大明王朝，是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存在。

    大明中后期那种皇帝想做什么事，一帮大臣上书谏言反对的情形在此刻是不存在的。

    能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就不错了，有几个敢胡乱言语。

    都想着把朱元章熬死就好了，除了刘三吾那种年过八十无所谓的人外，几乎没有哪些官员想着搞事情。

    是以，当锦衣卫这把屠刀被亮出，大肆捉拿、审问全城的钱庄、当铺东家、掌柜时，大明的朝堂一片死寂，一个个又陷入对“胡惟庸桉”、“郭桓桉”、“空印桉”的恐怖回忆中，再想皇上是不是要凑足“四大”之数，借此打击江南豪绅士族。

    毕竟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

    一方面，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政治势力远远不及淮西集团。刘基更是遭受排挤，忧愤而死。

    其二，便是江南重赋问题了。

    自唐朝以来，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财赋重地，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而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朱元章起兵后，财政拮据，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很多，赋税颇重。

    是以当大明建立之后，江南重赋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

    与此同时，明初的徭役制度，也对江南地主不利。

    洪武之前，朱元章已在江南实行“验田出夫”的派役制度。而到洪武元年，明朝正式确定“田一顷出丁一人”的均工夫役制度，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

    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加剧了大明王朝与江南地主的矛盾。

    对此，江南地主们的反抗手段是逃税和请命。

    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洪武三年，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丹徒县大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