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笑道，“很简单啊，因为除了马户，军户也躺平了，这民牧的‘计丁养马’好歹持续到了嘉靖朝，而大明的军户是从洪武年间开始就不断有男丁逃籍的。”

    “大明军户的军差包括赴卫当兵、操守屯种、佐助正军、供给军装，以及其他一些数不清的杂役，这军装盘费数目庞大，倘或一丁出征，一家以至一伍、一里都要受累，若是一家佥两三丁，分当两三处军役，则更属重役。”

    “且各级官吏甚至一普通生员都可以任意役使军丁、克扣月粮，在社会地位上，军户又低于一般的民户，因此不管明廷如何严厉限制军户改籍，如何专门设有清军御史处理军户逃亡及勾补军伍事宜，到了明中后期，军户便彻底形同虚设了。”

    “朱元璋在明初设立卫所制，是打着‘养兵百万而不费一文’的算盘，可军户子弟集体一躺平，卫所制改募兵制，这个养兵的钱就不得不花了，因此这从太仆寺拨给九边的岁例银中，又是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的拿去买马了，剩下的都变作了各色的抚赏银、犒赏银和兵饷银。”

    “譬如，‘万历三大征’的军饷基本上就是由太仆寺的常盈库银支持的，平哱之役，转饷一百八十七万，支借一百六十余万，朝鲜之役，先后用兵七年转饷五百八十三万，支借五百六十余万，播州之役，费二百四十七万，而支借三十三万。”

    “这三次战役总共费银一千一七万两，而借支太仆寺的库银就高达七百五十三万余两，占总军饷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四，倘或万历九年时张居正没有尽卖种马，给明神宗在太仆寺留下这一大笔丰厚的库存银，那说不定万历三大征时，大明就已经亡于哱拜、丰臣秀吉或者杨应龙之手了。”

    “到了天启、崇祯两朝，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情况，虽则皇帝时有拆借，但占比最高的还是拨给边镇的军饷，所以从现存史料的字面意思上来看，这明末九边好像各处缺马，买了又缺，缺了又买，可实际上这马价银只是一个名头而已，钱都是给人拿去了，战马该缺还是缺，故而这大明的骑兵总是打不过八旗。”

    朱由校又问道，“那既然官牧和民牧都已经恢复不了了，这九边又是从谁手里买的战马呢？”

    启明答道，“蒙古人啊！‘俺答封贡’后，在高拱、张居正的策划下，以及时任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操作下，明蒙正式开始了互市，大明将生活用品和铁器卖给蒙古人，又从蒙古人手中购进马匹。”

    “在‘俺答封贡’之前，这九边打仗的所用马匹都是从内地‘征俵’而来，质次价高，只能解决有无问题，而明蒙议和后，换回来的‘市马’已经能够满足边镇的基本需要，价钱也不贵，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交易了。”

    “但是在这桩交易中又逐渐出现了一个现象，便是‘胡马不堪用’，也就是这买回来的蒙古马骨架结实性子野，又吃惯了野草，料豆之类精饲料刚开始吃不习惯，直接按内地的方法饲喂驯养容易让蒙古马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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