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祐二十五年夏天，攸侯雍下令重新划定大邑商的氏族。
之前宗祐帝敕定宗姓，等于建立起双姓制度——“宗”表示父系传承，“姓”表示母系传承。
本来，这个时代并非人人都拥有氏名，更别说是姓了。
然而攸雍非常清楚，随着大邑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自己一直以来所推行的政道，最大的弱点逐渐浮现——
当初他为了直接掌握奄阳以及攸原的基层人口，越过血缘氏族的架构而构建“户—里—坊制度”，如今这个制度已经逼近它的操作极限！
具体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症结是以下三点：
第一，很多人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名，只有自己的私名。攸雍改制之前，如果要定位到具体某个人，只能先跟这个氏族的族长打交道，然后再由族长透过血缘纽带，一层层地往下找！
换句话说，周人统治华夏之后所建立的宗法制以及分封制，不过是把既有的血缘氏族架构，来一个系统化和建制化而已，国君对于基层民众的有效统治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文乙和武辛时期的大邑商。
文乙和武辛，按照雷翰晨那个时空的说法就是帝乙和帝辛。
由于二十多年前的攸雍改制，商族人的日名制度有所修改，历代先君一律追尊帝号，为了不出现“帝帝乙”以及“帝帝辛”这类贻笑大方的名称，于是改称为文乙、武辛。
身为气运之子，攸雍的见识，是超越这个时代自身而向雷翰晨本人趋近的。既然要直接掌握基层人口，那么大规模的赐姓命氏，就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既然早晚都要做，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做？
第二，东迁至今三十余年，大邑商的社会生态已经出现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甲骨文字，虽然富于艺术感，学习难度实在不低——对于七夷和六夷来说，尤为困难，而且字库太少，早就不堪使用。
第三，大邑商如今还没有一种轻便价廉的书写材料，光靠木简、帛书记录户籍以及进出城门的次数和时间，同样是越来越费劲。
在攸雍看来，后面那两个技术问题，他只需要让底下的商族工匠和夷匠们想办法，至于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的修改，就必须由他本人亲自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