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仁还记得陈东山的个人经历，十分丰富，也十分复杂，在红党、国党和汪伪之间，都有很深的资历，也有很广的人脉。

    陈东山，曾经是红党一大的代表，一九二二年他自行宣布脱离了红党，一九二三年被红党正式开除了党籍。

    一九二五年他转而加入了国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一步步，在国党内，站稳了脚跟，获得了重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局势，变得越发复杂起来，各政治派别，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暂时团结在了一起。

    常、汪也开始了合作。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东山就任了国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手握重权，地位举足轻重。

    可魏冬仁也听说过，常、汪两人虽然表面上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极其微妙，矛盾重重，互相提防，互相打压。

    暗地里，他们一直在明争暗斗，争夺权力。

    汪兆铭虽然就任了行政院长，看似手握大权，可实际上却处处受到常凯申的牵制，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陈东山曾经私下里跟他抱怨过，说行政院就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

    看似风光，实则空虚。

    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全都掌握在常凯申的手里，行政院根本无权过问，他这个实业部长，也只是个空有其名的摆设。

    尤其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更是让陈东山气愤不已。

    他心里清楚，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常凯申才是真正的主谋，可汪兆铭却因为主持签订条约，成为了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被万人唾骂，背上了卖国求荣的骂名。

    陈东山本人就任实业部长，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务，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能每天借酒消愁，发出“酒杯浇尽牢愁在”的感慨。

    魏冬仁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金陵的一家小酒馆里结识了陈东山。

    那时候陈东山正独自一人在酒馆里借酒消愁、神色落寞，与平时那个意气风发、手握重权的实业部长，判若两人。

    他主动上前给陈东山倒了一杯酒，陪陈东山说了几句话，两人就这样渐渐熟悉了起来。

    陈东山，觉得他精明能干，野心勃勃，是个可塑之才。

    而他，也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