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逼仄的地理空间，它们也根本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再加上数不清的退休职工、沉重的“企业办社会”负担、盘根错节的三角债链条……

    这根本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或者什么体制问题。

    这是城市规划出了大问题，是产业布局到了寿终正寝的阶段，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已经坏死。

    在这种环境下搞改革，就像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修补漏洞，补好一个，旁边又漏了三个。

    即便救活了一两家明星企业，也无法阻止整艘船下沉的趋势。

    如果不进行伤筋动骨的彻底手术，这些企业就算现在改制成功，过两年依然会被恶劣的外部环境拖死。

    破局的钥匙在哪里？

    江振邦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脑海中浮现出历史上大西区涅槃重生的路径——土地财政。

    那是2002年之后的故事了。

    彼时，随着国土资源部确立土地储备制度，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奉省和奉阳市决定：让大西区与成立于1988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随即，“东搬西建”的大幕拉开。大西区辖区内所有工业企业，向西侧广阔的经开区整体迁移，而在老城区腾退出的这片核心区域，商业价值开始井喷。

    大批开发商挥舞着支票簿蜂拥而至，商业广场、高档写字楼和现代化住宅区拔地而起。

    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的巨额财政收入，不仅偿还了国企累积几十年的历史债务，更为安置数十万下岗职工筹集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用未来的钱，解现在的困。

    这是一条被历史验证过的路。

    但问题在于，现在是1996年。

    江振邦很清楚，此时此刻，国内的商品房市场尚处于萌芽阶段，福利分房制度虽已摇摇欲坠却尚未彻底终结。土地的商业价值还远未被市场充分挖掘，开发商们囊中羞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