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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那封信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

    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收音机还在响。

    “新闻局电影处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对近期民间关于‘失忆世代’讨论的回应。‘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问：我们的阿公阿嬷是怎么来的？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认为，电影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

    周大山站起来。

    膝盖响了，比威尼斯那声响还响。

    他走到庙门口，把收音机抱起来，抱在怀里。

    “听见没有？”他对庙里那三尊泥像说。

    关公没说话。

    妈祖没说话。

    杨六郎也没说话。

    但他知道他们听见了。

    台北市武昌街，真善美戏院。

    吴念真站在售票窗口外面，手里攥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槟城空屋》的公映许可证复印件，下午刚拿到，还热乎着。

    一份是他自己手写的排片计划，十二月十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每天三场。

    早场十点半，午场两点半，晚场七点。

    售票窗口后面，经理老陈戴着老花镜，把那两份文件看了又看。

    “念真，这个许可证，是真的？”

    “真的。我下午刚从电影处拿的。”

    老陈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再看一遍。

    “不是拷贝？不是删减版？不是观摩展映？是正式商业公映？”

    “正式。商业。公映。”吴念真一字一顿，“七家影院同步，台北三家，台中两家，高雄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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