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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玉蕊，你又瘦了”。她的诗里，常常出现“秋”“蕉”“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钱塘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秋声馆”。秋声，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心里，能凝聚一点秋天的声音，能听见那些被风雨打碎了的、被时间磨淡了的、再也回不去的旧梦。可她听见的，只有蕉声。钝的，闷的，紧的，听了让人心里发紧的蕉声。

    她在《秋声馆》中写道：“小馆秋声夜未央，孤灯照影自凄凉。不知蕉叶何时碎，只恐西风又送凉。”这首写的是她的夜，也是她的一生。她的夜，没有尽头；她的灯，只有一盏；她的影子，只有自己。她不知道蕉叶什么时候会碎，就像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不懂，也不想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蕉声会一直响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蕉园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后，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就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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