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李渔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澹香斋里，藏在那些她焚了一炉又一炉的篆香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沈某。沈某，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端明，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桂花开了满院，香得人心里发慌。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某的妻子，是沈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焚香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香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澹香斋里焚一炉香，坐在炉前，看着那一缕青烟从炉盖的镂空花纹里升起来，升到半空，散了，化了，不见了。她不是在观烟，她是在观自己。自己的一生，也像这缕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升起来，散开去，什么也抓不住。可她不甘心。她要把自己抓住，抓住在诗里，抓住在词里，抓住在那炉还没有散尽的篆香里。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道：

    “炉烟袅袅昼初长，独坐空斋鬓已霜。旧日和君同品篆，今朝惟我自添香。”

    炉烟袅袅昼初长——炉烟袅袅地升起，白天越来越长。独坐空斋鬓已霜——她一个人坐在空斋里，鬓发已经白了。旧日和君同品篆——从前，她和他一起品评篆香。今朝惟我自添香——今天，只有她自己添香。

    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沈某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澹香斋的书桌上，停在那只博山炉里，停在那缕再也闻不到的篆香中。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沈某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会焚香、会哭的躯壳。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李端明是蕉园七子中最安静的一个。她不善言辞，不喜应酬，可她的诗，是社中写得最深婉的。林以宁说她“诗淡而腴，如秋兰含露”，柴静仪说她“笔致幽邃，如古井微澜”。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