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1月，维也纳

    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

    不是那种诗意的、雾蒙蒙的灰，而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让人想把自己裹进被子再也不出来的灰。天空低垂，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抹布，偶尔漏下几片雪，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泥水。街道上到处是马粪和融雪混在一起的褐色浆糊，行人踩上去发出令人不快的吧唧声。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街对面一个卖栗子的老妇人缩在火炉旁，双手冻得通红。他转身回到店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旧毛毯，走到对面递给了她。

    “拿着，别冻死了。”

    老妇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嘴里只剩下三颗牙。“上帝保佑你，年轻人。”

    “上帝帮不了你，”雅各布说，“毛毯可以。”

    他回到咖啡馆，费伦茨正在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擦桌子。独臂老兵擦桌子的方式很特别——他把抹布缠在断臂的残端上，然后用右手按住桌子，身体左右摆动，像一只笨拙的企鹅。

    “你今天心情不错，”费伦茨说，“居然送出去一条毛毯。”

    “那条毛毯是上个客人留下的，”雅各布坐到柜台后面，翻开账本，“他欠了我两个月的咖啡钱没还，最后跑路了。毛毯算利息。”

    “你还是那个精明的犹太人。”

    “你也是那个不会拍马屁的匈牙利人。”

    费伦茨嘿嘿笑了两声，继续擦桌子。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半年后，已经成为了利奥波德城一个不大不小的“景点”。不是因为咖啡好喝——事实上，常客们私下里抱怨他的咖啡“比马尿还苦”。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在别处听不到的东西。

    比如，上个月，一个塞尔维亚商人在这里跟一个克罗地亚作家吵了起来，争论波斯尼亚到底应该归谁。吵到激烈处，塞尔维亚人掏出一把匕首，克罗地亚人抄起一个酒瓶。费伦茨用仅剩的那只手抓住塞尔维亚人的手腕，轻轻一拧，匕首掉在了地上。

    “要打架出去打，”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弄脏地板要赔钱。”

    两人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他们又一起来喝咖啡，互相拍着肩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比如，上上个月，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女人走进来，点了一杯牛奶咖啡，然后低声问雅各布：“听说你这里能找到‘失踪’的人？”

    雅各布看了她一眼。那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三枚戒指，但指甲缝里有污垢——说明她不是真正的贵族，也许是个被抛弃的情妇，或者一个破产商人的妻子。

    “那要看找谁。”

    “找我丈夫，”女人说，“他三天没回家了。”

    “他长什么样？”

    “胖，秃顶，左手缺一根小拇指。”

    雅各布想了想。“你丈夫是不是在第七区的屠宰场工作？”

    女人的眼睛亮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昨天他来过这里，”雅各布说，“跟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不是您。”

    女人的脸色变了。她站起来，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伦茨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你完全可以不告诉她。”

    “她付了钱买消息，”雅各布说，“我只是如实相告。”

    “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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