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懂神经接口原理的人。他面前摊着厚厚一沓资料，但发言的时候很少低头看。

    “李委员的问题，我从技术角度做一个梳理。”

    他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面的白板旁边，拿起记号笔，画了一个简化的神经回路示意图。

    “目前市面上的青少年侵入式接口，和成年人使用的标准版在基本原理上没有根本区别——都是通过在后颈段植入一组微电极，与神经束建立双向信号传输。但青少年版的特殊性在于参数调制。”

    他在白板上写了两个数字：α波调谐，θ波增强。

    “青少年的脑电波频谱和成年人有显著差异。具体说，α波的比例更高，θ波的活动更活跃——这和大脑发育阶段的突触修剪过程有关。市面上某些版本的青少年接口——我不具体点名——专门针对这种频谱特征做了参数权重优化。简单地说，它们在记忆编码和信息检索环节，利用ai算法对神经信号进行了‘预加工’，把外部知识库的内容直接映射到大脑的语义识别网络中。”

    他转身面对长桌。“这确实能提升考试成绩。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这种提升在标准化测试中的幅度大概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之间，取决于接口的版本和适配质量。但这种提升不是没有代价的。”

    他翻开资料，找出一张图表投影到墙上。那是一张排异反应的时间序列图，横轴是术后时间，纵轴是症状出现频率，几条曲线被标成了不同颜色。在场的人大多看不太懂曲线上的详细数据，但那条最高的橙色虚线的走势，明显在很长一段区间里没有随着时间平缓下行，反而在术后六个月附近被补了几个灰色的误差条——那是排异反应被重新诊断出来的标记。

    “代价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排异反应。侵入式接口的排异率明显高于非侵入式。目前公开的数据——我强调，是公开的、经过统计口径调整的数据——是百分之五左右。但我们在独立调查中看到的未经调整的原始数据，大概在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八之间，远高于官方口径。排异症状包括失眠、触觉异常、注意力碎片化，以及一种在临床上很难定义的‘自我感知模糊’。这个症状，目前在义体医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

    他说“自我感知模糊”这个词的时候，放慢了语速。他知道这个词听起来很玄，但他没有换成更通俗的说法，因为更通俗的说法会丢失这个词携带的全部精确性。

    “第二，神经发育的长期影响。青春期的大脑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突触修剪——不用的连接被剪掉，常用的连接被强化。我们不知道在这个阶段引入外部神经接口，会如何干扰这个修剪过程。我们没有数据，因为这项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根据我们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上的实验数据——这份数据我可以会后提供给各位——早期神经接口植入会在成年期导致前额叶皮层中某些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基线水平持续偏低。这意味着什么，我请各位自行判断。”

    他说“自行判断”的时候，语气很平。但在座的人都知道，前额叶皮层和冲动控制、情绪调节、道德判断有关。一个前额叶功能受损的孩子可能成绩很好，但不太能理解“停下来”是什么意思，也不见的高度认同社会道德规范。

    “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工具化自我指涉。”周启明在白板上写下一个缩写：tis。“这是一个心理测量指标，最初用于评估成年义体用户的异化程度。我们发现，在青少年植入者中，tis指数的上升速度比成年人快得多。他们在术后三个月内就开始用技术术语描述自己的感受——不说‘我累了’，说‘我的疲劳指数偏高’；不说‘我很难过’，说‘我的情绪调节模块需要休息’。这种语言变化不是表面的。它反映了一种更深的东西——他们把‘自我’体验为一个需要管理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不能被分解的人。”

    他放下记号笔，转身面对长桌。

    “回到李委员的问题。技术上，这套东西确实能大幅提升考试表现。但它有风险——不是‘可能’有风险，是‘已经’有风险。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包括排异反应和tis指数上升；另一类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包括神经发育的长期影响和人格形成期的潜在干扰。这两类风险，目前没有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在它们的宣传材料里主动披露。”

    “至于孩子们以该方式参加大考这种事——”周启明看了一眼李明兰，目光平和，没有特殊的含义，甚至有些怜悯之意。“——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要让孩子做介入式植入。不是因为我在方法上反对它，而是因为从纯粹的医学风险评估角度看，收益和风险的比例还不够清晰。但如果更多孩子都去做了，这个计算就要重新做。那不是医学问题，是博弈问题。”

    他说完，回到座位上。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李明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她端起了桌上的茶杯——动作很稳，但她把杯子端到嘴边的时候，嘴唇没有碰到茶水，又放下了。

    她在想什么，在座的人大概都知道。

    赵维之也点了点头，但他的眉头依然皱着。他意识到一件事：这场讨论正在滑向一个他不希望看到的方向。他提出的是“这是一场灾难的前奏”，周启明回答的是“技术上确实有效，但有风险”——这两种论述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们同时成立，却指向不同的结论。他的论述指向“必须禁止”；周启明的数据却暗示“禁止”可能已经不具备操作性了——因为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有效，而且风险在个体层面不是必然的，那么总会有足够多的人选择冒险。而一旦选择冒险的人达到了某个临界数量，禁止就变成了社会上的不可能。

    他从周启明的数据里看出了这一点：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提升幅度，在高考竞争中是压倒性的优势。即使排异率高达百分之十八，那也意味着有八成以上的孩子能够承受这个代价。而这些孩子中，绝大多数没有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至少目前没有。他们的成绩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家长确实满意了，他们的存在与成果本身就是对其他家庭的劝诱。

    他摘下眼镜。他不打算和周启明争论数据，因为他知道那些数据无可辩驳。他只是说了一句：“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用，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设高考？直接拍卖大学名额不就行了？”

    部长瞪了他一眼，咳嗽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不是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是所有人都在心里有了一个答案——但那个答案不能说出口。

    韩世清终于开口了。他先是感谢了赵委员的批判，然后点了点头，但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追问。他的目光扫过长桌两侧的人，然后停在半空中某个不存在的点上，像是在掂量一些更沉的东西。

    “在座各位的发言，我都仔细听了。赵委员的担忧，我完全理解。周副部长的分析，我也觉得是准确的。但这个事情，可能比我们能拍板的范围要大。”

    他顿了顿，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