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申上饬下’，我大明文书用印，皆钤印于年月之处，同时用朱笔填写日期。”

    皇帝此刻的语气平静而冷淡，他像是一座高峻陡峭的险峰，只需平和端方就足以使人跌坠深渊。

    他用指头戳了戳那奏疏末尾，又翻过来指了指那文书正面，似笑非笑地冲着殿内众人道，“这封奏疏上的笔迹并非寻常的‘朱压墨’，而是‘墨压朱’。”

    “因此这封奏疏是先盖了朱印，尔后才填写的文章与署名，这是洪武年间的老把戏了嘛。”

    “申上饬下”是大明公文的行移原则之一，即“平行正印，申上正印，下行惟年月正印，其余斜印”。

    也就是说，在大明的官僚体系中，上行文书和平行文书都应该使用“正印”，而下行文书除年月处用正印外，其余均用“斜印”。

    这里所谓的“正印”，是指在文书文书正面，以及文书最后签署年月之处，端正地钤盖上文书发出衙门的官印。

    对此，朱元璋在“空印案”后的洪武十五年特别规定，“凡奏、启本内官员，正面真谨佥名，当该吏典，于纸背书名画字，如有事故官员，不许写列空衔。年月及正面上，俱用印信，毋致漏使。”

    由此可见，在文书特定的地方用印，是关系到文书效力和文书真伪的重要问题。

    将官印钤印于年月之处，不仅可以表示文书的效力，还能防止有人借改纂年月日期，随意使用官府的文书谋求私利、鱼肉百姓。

    “皇爷恕罪。”

    殿内诡异地静默了片刻，最终仍是王体乾开口道，“奴婢没有看出来……”

    朱由校将手中的奏疏往王体乾面前一掷，迅速打断了他的辩解，“那朕让你再好好看看。”

    “万历二十九年，先帝被册立为太子后，神宗皇帝钦点徐文兆为典玺局郎，韩本用为纪事，吴进忠为典玺局写字，邹义、王安、李实等为伴读。”

    “当年你在孙隆名下，又是内书堂的出身，万历二十八年后在文书房供事，密以重贿求得李老娘娘，才得充先帝东宫典玺局印。”

    “先帝出阁读书晚，朕在东宫时，这诵书习字，都是跟着你们这一群先帝伴读慢慢学下来的，所以朕对你们的字迹是再熟悉不过了。”

    “你昔年在东宫典玺局，比朕更是近水楼台，如何会辨认不出这奏疏上的字迹是真是假？”

    王体乾颤抖着手捡起了那封奏疏，冷汗顷刻间便浸透了里衣。

    众所周知，由于明光宗一直不为明神宗所喜，明神宗在万历年间便一意延缓明光宗出阁读书的进程，导致明光宗在万历二十一年“三王并封”时才被获准出阁读书。

    当时，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