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华殿讲读”，即经筵日讲，也就是内阁学士与翰林讲官为皇帝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小课堂。

    昔年汉宣帝曾命儒臣讲五经于石渠阁，唐玄宗置集贤院日讲经史，到了宋代，始有“经筵”之正式称谓，并置学士，规定时日入侍讲读。

    但是直到正统元年，经筵才成为国家经制中的一项崇高制度。

    当时明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柄政，因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杨士奇上疏请开经筵，并制定仪注，将经筵时间定为自每年二月、八月中旬起，至四月、十月末旬止。

    “经筵”与“日讲”不同，“经筵”仪式颇为隆重，为朝廷盛典，每月逢二日进讲。

    每次经筵时，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甚至通政史、大理寺卿以及六科给事中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至天启朝逐渐沦为形式。

    而“日讲”时，则只用讲读官及内阁学士侍班，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是皇帝真正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

    简而言之，明朝皇帝上课，一般为“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小讲是为日常讲学，大讲就相当于在群臣面前表演一次“公开课”。

    虽则制度规定如此，但到了晚明，经筵日讲的时间便不再固定，甚至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喜好更改停罢。

    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历史上的明熹宗并不是一个勤于日讲的皇帝。

    他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开始日讲，十月二十一日再讲，之后似乎便传旨暂免，尔后，方从哲在十一月初四日上疏请求恢复日讲，但也没有得到批准。

    直到次年，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又重新恢复日讲，其后便逐渐变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动不动就下旨停课。

    在经筵日讲的过程中，明熹宗的表现也不主动，只是履行仪式性的职责而已，只有在孙承宗讲学时，才稍稍流露出一些认真听讲的积极反应。

    不过朱由校这回传旨日讲，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听课，而是为了讲书完毕之后的议政。

    由于系统小助手的提示，朱由校决定在日讲之后驳回内阁联名反对宦官镇辽之请，这样既显得“政出于己”，又让魏忠贤少了一个能“狐假虎威”的机会。

    其实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就坐落于左顺门外的东南角、皇极门东庑尽处，与文华殿相隔不过一千米。

    但是按照大明的政治规则，皇帝是不会亲临文渊阁的，倘或皇帝想与内阁议论政事，要么是由宦官口传圣旨，要么则是直接宣召，让阁臣入殿面商。

    即使是当年的张居正，有明神宗得知其腹痛后，亲手调制辣面并赐金镶牙箸以食的殊荣，但那碗面条，终究也是由宦官端到文渊阁的。

    明神宗能为张居正破格动手调配佐料，但却是绝不会带着提食盒的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