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但是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倘或历史上是李自成最终赢得了天下，只要他还继续当一个家天下的皇帝，他便必得违背他当初起义时对农民阶级许下的承诺，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朱由校道，“好了，这回我算是明白大明马政的问题根源在哪里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瓦剌都打到家门口了，即使这养马的负担过于沉重，明廷也不至于因为男丁逃避徭役，而直接放弃种马孳牧罢？”

    启明道，“这倒没有，弘治六年时，明孝宗又听取了太仆寺卿彭礼的建议作出了另一项改革，便是‘种马定额’，规定民牧总额为公马二万五千匹，母马十万匹，共十二万五千匹，公马一匹配母马四匹为一群，共二万五千群。”

    “且北直隶地区和南直隶江北地区为‘计地养马’，山东、河南和南直隶江南地区为‘计丁养马’，自此之后，直到明亡，民牧的所有变化和改革都是建立在这十二万五千匹种马的基础上进行的。”

    朱由校飞速计算道，“按照明仁宗先前定下的两年纳一驹的标准，弘治六年之后，这民牧地区参照母马十万匹的这个数字，每年应纳驹为五万匹，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庞大，但已经相当可观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既然这五万匹是定额，那么如果人口一直增长，田地不断地被开垦，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养马的负担应该是越来越轻才对啊。”

    启明道，“不错，明孝宗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事与愿违，到了正德朝时，太仆寺卿王济发现，这马户交上来的马驹皆羸弱瘦小，起俵能用者，百无二三，种马之额，亦多亏损。”

    朱由校惊异道，“这是为什么呢？”

    启明道，“这就要再说回那寄养马啊，土木堡之变后，朝廷要求南直隶每年选七千匹马解俵至北方寄养，尔后成为定例。”

    “而由于南方马较为矮小，到成化年间，便改成了每匹马折银三两，由官府拿钱再购买寄养马骑操，这是民牧折纳的开端，也就是说，南直隶百姓每年可用白银折抵七千匹马中达不到标准的部分。”

    “当时课驹标准是两年一驹，但是‘每驹一匹，喂养三年，方可起解’，也就是说呢，这马户要完成征收标准，三年内家里大约要养三匹马，即一匹母马加两匹小马。”

    “如果起解不及时，积至四匹、五匹也是大有可能的，这每年的草料费用，就至少不下十两银子，负担十分沉重，这养马啊，是一个漫长消耗的过程，百姓要养出保证朝廷所要求质量的军马，必得全家出动，朝夕喂养，这就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而且除了太仆寺之外，地方州县也有一套印信文簿，用以管理孳牧和种马，若种马有问题要买补，就需要医兽、群长到州县核验簿籍后才能进行，州县管马官员必须一年四次下乡查点，称为‘比较’，这些往往>> --